普京的“讲史”脱口秀

普京说：请容我用“30秒或一分钟”讲历史。结果他一口气半个多小时，活脱脱地就把“历史”讲成了脱口秀。

现任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是一个残忍的人，他在信息茧房中头脑发昏悍然发动全面侵乌，原以为只是几小时的“特别军事行动”，结果处处失算打成了没有尽头的血海大战，俄军伤亡已数十万，仅打下的唯一省会还被乌克兰夺回一年多了。

说是要防止北约接近“边疆”（乌克兰一词意为边疆），结果把芬兰、瑞典送进北约，离圣彼得堡这颗“心脏”也只一箭之遥了。但如果认输，他就会成为战犯，所以尽管后悔药暗吃，他还是愈恼、愈羞、愈成怒，除了不断扩大战争，使用原子弹以外的一切尖端武器并不断进行核讹诈，还疯狂进行一波又一波的无差别狂轰滥炸，屠平民、毁电站、炸水坝、封粮运、造饥荒（后一阴谋由于黑海舰队的惨败而泡汤），不惜以百万斯拉夫人的尸骨为新沙皇宝座奠基。

但是你不能不承认，普京还是个有趣的人、“幽默”的人。俄罗斯毕竟经历过一段民主化，他有过民选政治家的口才历练，不是那种只会念稿的人。成为新沙皇后没人敢质疑他了，他的口才就更加汪洋恣肆，信口开河。

这不，2月6日他接受了美国极右翼网红卡尔森的采访，口若悬河地长谈了两个多小时。继吞并克里米亚后的2014年3.15演讲、此次全面入侵前的2022年2.21演讲之后，这是他在俄乌问题上第三次如此长篇大论了。与前两次相比，虽然强盗逻辑一如既往，但常识性的事实错误，却是这次的一大特色

公元862年，已经有了“中央集权的俄罗斯”？

普京一开场就对网红说：你是想听脱口秀呢，还是想听“严肃的谈话”？网红自然说选后者。普京说既然如此，请容我用“30秒或一分钟”讲历史，结果他一口气半个多小时，活脱脱地就把“历史”讲成了脱口秀。

请听他开头一句就是：“俄罗斯开始形成中央集权国家是在862年”。这可是俄官方通讯社自己发布的正式中译文本，由于太过荒诞，我开始还以为是译错了，结果一查俄语原文，果然就是Российск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стало собираться как централизованное。“俄罗斯”在862年就成为“中央集权国家”了？他这说的是历史？当然不是。因为这不但不是人们的共识，也不是史学界的主流看法，甚至都不是任何一个史学家的一家之言，完全就是普京自己在创作神话，“脱口”做“秀”！

公元862年，时当中国的唐朝，要说中国倒是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国家（以秦统一算起）已经出现一千余年了。但在东欧，那时不但没有什么“俄罗斯”，就连公认的东斯拉夫人最早的古国“基辅罗斯”都还没有出现呢！那就“中央集权”了？普京怕是自己想当“中央集权”的沙皇想疯了，居然把沙皇集权的历史提前了至少800年，想要证明那时俄罗斯就已经是个统一帝国，而乌克兰“自古以来”就是它的一部分，所以他作为继承了这种遗产的新沙皇现在就有权力吞并她？

其实就算历史真是如此，以862年的“版图”证明自己今天的领土主张也够荒唐了。例如中国唐朝确实曾经统治过今天的中亚和朝鲜的许多地方，征服突厥后立下的汉文阙特勤碑现在还在蒙古北部屹立，这是不是就能成为我们向那里发动“特别军事行动”的理由？

何况历史当然不是如此。尽管普京的“背功”不错，把留利克、奥列格、智者雅罗斯拉夫等一串王公的上台年份背的烂熟，引得那个美国极右翼网红直夸他对乌克兰有“百科全书式的”了解。但这花架子其实没用。

问题在于基辅罗斯的形成过程非常复杂，而史料又极少，就是《往年纪事》那么几种编年史和薄薄一本《罗斯法典》（又译《罗斯真理》），以及后来主要在诺夫哥罗德发现的一些桦树皮文书之类。所以后人解释的多元化非常突出，加上近代俄国与西方的矛盾、帝俄境内各民族的矛盾、俄国内外的斯拉夫派与西方派、左派与右派、保皇派、自由派、民粹派与马克思主义者的论战，使得基辅罗斯起源问题与现实政治功利、与意识形态的联系紧密，两百年来不知打过多少笔墨官司乃至形成过多少文字狱。

瓦良格人登场

今天乌克兰黑土地是世界闻名的农业区和主要粮食出口地，以至于普京封锁黑海如果成功（幸亏惨败）可能造成国际性饥荒。但在当年，由于黑海北岸的草原地带长期是游牧民族纵横欧亚、驰骋东西的“迁徙走廊”，斯拉夫人只能安身于再往北的森林地带。而那里非常寒冷，且水热资源极不搭配（雨多时奇寒，稍暖时又奇旱），导致那里的“林迹农业”生产力奇低。所以东斯拉夫人虽然使用铁器比中国还早得多，文明却发育很晚。直到公元9世纪，东欧大平原上还是无数斯拉夫部落一盘散沙。

但斯拉夫地区再往北，到了非斯拉夫人居住的瑞典、芬兰等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由于墨西哥湾暖流的影响反而较暖——这一暖流即所谓“湾流”，是地球上热容量最大的海流，由墨西哥湾、加勒比海一带的热带海洋一直向东北，跨越大西洋直奔北极圈内的巴伦支海。

今天俄国极北的巴伦支海岸是不冻港，南方的亚速海和黑海北岸冬天却还封冻。湾流不仅对北欧农业有利，而且那里的渔业、商业和海盗（那个时代往往亦商亦盗）也兴盛很早，并发育出相应的社会组织。那里的古代居民——主要是印欧语系日耳曼语族北支即今瑞典、挪威和丹麦人的祖先，以及非印欧语的乌拉尔语系民族，即今芬兰和爱沙尼亚人祖先，当时被称为诺曼人（古日耳曼语“北方人”），维京人（北欧土语“峡湾人”）或瓦良格人（主要在东欧流行，据说原始词义是“狼”、“剑”或“强盗”）。

在那个所谓的“维京时代”，他们对西欧、英国乃至地中海的袭扰往往被视为“蛮族征服”，但在东欧却被视为文明建设者，这应该是两地原有土著文明基础差异的缘故。

8世纪前欧洲商路主要在大西洋和地中海，诺曼-维京人的海上活动也从这些地方开始。但阿拉伯势力在地中海东岸兴起后，商路就受阻了。这导致东欧平原上“瓦希之路”河流商业的兴起。所谓瓦希之路即“瓦良格人到希腊人之路”，诺曼-瓦良格人从波罗的海南岸几条河（主要是道加瓦河、涅瓦河等）行船往南，溯流而上直到低矮的分水岭，牵舟上岸，拖拽几十里再进入南流入黑海的大河（主要是第聂伯河），顺流而下，出黑海后一直航行到希腊人的城市、拜占庭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

沿着这些河道，瓦良格人建立起串珠式的殖民据点，对周围的土著斯拉夫人建立了统治，从而形成了最早的国家，这就是《往年纪事》中“斯拉夫人邀请瓦良格人留利克为王”的故事。留利克立国在北方的诺夫哥罗德，他的儿子奥列格南下又征服了基辅并建为首都，这就是“基辅罗斯”的由来。

围绕这段历史的解释，后来出现了“诺曼起源说”和“反诺曼说（即斯拉夫起源说）”的长期争论。18世纪彼得大帝、叶卡捷琳娜女皇学习西方，请来一批西方（主要是德国）学者建立科学院，开始出现近代意义上的历史学。这些第一批德裔历史学家如巴耶、米勒和斯洛塞尔等对“斯拉夫人邀请瓦良格人留利克为王”的解读是斯拉夫人很原始很落后，基辅罗斯国家完全是瓦良格人即诺曼人建立的。

这就是“诺曼起源说”。其中有的把斯拉夫人与瓦良格两者的关系说成征服关系，犹如美洲土著与西方殖民者一般。有的认为两者是合作的，但诺曼人是主导。除了留利克、奥列格这些早期王公都是诺曼姓名外，很多人还认为“罗斯”本身也是诺曼地名（比如今天瑞典境内的罗斯拉根）或古诺曼语的“船夫”之意；罗斯城市中的很多制度也来自北欧。而那时斯拉夫人的乡村则几乎处于无政府蛮荒状态。王公除了带领瓦良格人亲兵队，不定期地下乡抢劫一番，获得出口商品（毛皮、蜂蜜、蜂蜡乃至尤其是人口-奴隶）供其沿着“瓦希之路”与拜占庭做生意外，几乎就不进行治理。

那时既没有常规税收——只有不时的抢劫，即所谓“索贡巡行”；也没有官方审判——只有类似于私刑的血亲复仇和“以牙还牙”，乃至稍加规范的“习惯法”。我们所谓中央集权朝廷的两个最基本的功能（尽管还谈不上是近代国家的“公共服务”）：“钱粮”和“刑名”，当时的“罗斯国家”是不知为何物的。而普京所谓建立了俄罗斯中央集权的862年，还只是瓦良格王公留利克进入第一个斯拉夫地区，即北方紧邻波罗的海的诺夫哥罗德的年份，那时瓦良格人甚至还没到达基辅，还谈不上有“基辅罗斯”，更何谈中央集权了。

所以普京的言论，如果用中国人熟悉的比喻，相当于在仰韶半坡的时代发现了“半坡帝国”的中央集权，并进而宣布所有用陶器的地方都是帝国的历史领土，现在我就有权发动“特别军事行动”——你说这不是脱口秀，还能是什么？

基辅罗斯起源：论争两百年

在“诺曼起源说”看来，只是很多代后，随着斯拉夫人被诺曼人引导上文明之路，居于少数的瓦良格人即王公和他们的亲兵、随从等等，才逐渐与之融合而斯拉夫化。但是随着此后俄国实力增长，俄罗斯民族主义对这种“诺曼起源说”产生强烈不满。从著名的罗蒙诺索夫（1711-1765，今天俄罗斯最高学府莫斯科大学就以他命名）开始，“爱国”的俄国学者逐渐在科学院和学术界取得话语权，进而掌握了主导权，他们提出了基辅罗斯国家的斯拉夫起源说，或曰反诺曼说。

罗蒙诺索夫活跃在相当于中国的乾隆年间，相对于那时中国的闭塞而言，他是一个卓越的启蒙者。他曾留学于德国的马尔堡大学、哥丁根大学及弗莱堡大学等名校，在德国新教路德宗教堂受洗，娶的是德国妻子，晚年当过瑞典科学院和意大利博洛尼亚科学院的外籍院士。他的成就主要在自然科学（尤其是化学和物理）领域，以及创办莫斯科大学、写出第一部俄语语法等等。但作为一个典型的“爱国海归”，他驳斥“诺曼起源说”主要是基于“政治正确”。实际上史学，尤其是上古史并不是他的强项。

他的斯拉夫建国说，在方法论上主要的特点就是拼命扩大“斯拉夫人”的范围，他说黑海草原上的古代游牧民，比如萨尔玛提亚人、西徐亚人等等都是远古斯拉夫人，斯拉夫人甚至还参加过特洛伊战争，关于瓦良格，他也认为是“波罗的海南岸的斯拉夫人”。因此瓦良格人建国也就是斯拉夫人建国。后人很少认可他的这些说法。但是，罗蒙诺索夫只是在族源问题上打笔墨官司，并不在制度上做文章，当然也不会提出862年的罗斯就已经“中央集权”的脱口秀式说法。

罗蒙诺索夫以后的“反诺曼说”或斯拉夫起源说基本属于保守的“国粹派”史学，他们继承了罗蒙诺索夫的“政治正确”，但并没有像后者那样把什么人都拉扯为斯拉夫人。除了这种拉扯实在没什么根据，还因为这时随着俄罗斯进一步成为“列强”，他们更加“文化自信”，已经不屑于与诸如西徐亚人之类的游牧民同宗了。他们的特点是尽力贬低瓦良格，认为编年史所谓的“斯拉夫人邀请瓦良格人留利克为王”，应该是斯拉夫人主导的。斯拉夫人是建国的主体，是主人，瓦良格人只是一些蛮勇的北欧武夫，是斯拉夫人招来的雇佣军，而瓦良格王公只是犹如不久前暴死的瓦格纳首领普里戈津一般，雇佣军首领而已，而且不久就斯拉夫化了。他们还说“罗斯”等名称也是斯拉夫起源（比如斯摩棱斯克附近的一条“罗斯河”），而不是诺曼起源。

但是这种主张虽然“政治正确”，在现代考古学兴起前实在也没什么证据支持。何况如果说瓦良格王公只是那时的雇佣兵首领如普里戈津之辈，那当时的“普京”又在哪里呢？为什么史书上没有留下他们的姓名？而且，这样的贬低还造成一个后果：即爱国的保皇派史学家不愿把这些瓦良格王公描绘成威震八方的中央集权君主，而宁愿把这种荣耀归之于后来的沙皇。

如最著名的保守派“官方史学家”卡拉木津，就以主张绝对君权，反对开明沙皇引入自由主义改革见称，但对于“862年的俄罗斯”他却持有与普京相反的看法：“伟大的民族，就像伟人一样，都有自己的婴儿期，不应该为此感到羞耻：根据涅斯托尔（按：《往年纪事》作者）的年表，我们的祖国在862年时一直很弱小，被分割成小块地区。它的伟大有赖于后来的君主。”

加之19世纪俄国进步潮流兴起，无论是以克柳切夫斯基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史学，还是由波克罗夫斯基开创的马克思主义史学，都具有批判传统、拥抱启蒙、乐于吸收“西学”的特点，所以“诺曼起源说”的主流地位并未受太大影响。尤其是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包括未掌权的列宁在内，都是“伟大俄罗斯帝国”的死敌——普京倒是没有忘记这一点，每一次论证对外扩张时，包括最近这一次，都不忘痛骂列宁们颠覆“伟大俄罗斯”。

的确，当时的列宁们唯恐帝俄天下不乱，狂热支持波兰、芬兰、乌克兰乃至帝俄境内“各民族”的独立与复国。今天普京张口闭口都要提到的吞并乌克兰的最强依据——1654年所谓“俄乌合并”的别列雅斯拉夫协定，就被列宁痛骂为“使乌克兰文化遭到摧残”的罪行。而对于罗斯起源问题，他们也表现了强烈的“恨国党”立场。

被誉为“苏联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领袖”的波克罗夫斯基，就把“诺曼起源说”推到极端，不仅咬定基辅罗斯的创建者是诺曼人而非斯拉夫人，而且给这些王公扣上了马克思主义词汇中最恶劣的统治者定义：奴隶主。波克罗夫斯基的《俄国历史概要》如今有中译本，大家可以看看他是怎么说的：当时的“斯拉夫人是很原始的民族”。“东欧平原上最初几个大国的建立者都不是斯拉夫人，而是外来的民族：南方是从亚洲来的哈扎尔人，北方是瑞典来的瓦良格人。”

波氏还挖苦说：官方历史学家“常常由于爱国的即民族主义的理由驳斥这一传说，他们觉得说最初的一些君主是外国人有损于俄罗斯的民族自尊心，”其实现在的俄国从18世纪后半期起不就是德国人在统治吗，这难道不是更伤自尊？（按：因俄德皇室世代联姻而且常有德裔母系继承，至1761年俄国伊丽莎白女皇绝嗣而死后，继位的沙皇实际都已无罗曼诺夫家族父系血脉，罗曼诺夫王朝此后已是姻亲而非血亲继承）。

波克罗夫斯基还说，基辅罗斯的这些瑞典人君主“是一帮奴隶贩子的首领，不言而喻，（除了掠奴贩奴）他们什么也不管。”这里指的就是前述瓦良格王公只搞瓦希之路的沿河商业（波克罗夫斯基出于贬义在这里扩大了奴隶贸易在这种商业中的比重）而不管农村，连赋税和司法都没有的状态。显然，这还有什么“中央集权”可言？

然而，波克罗夫斯基1932年去世后，斯大林时代的苏联随着“世界革命”的无望和一党专政下国家实力加强，列宁名义下的意识形态又从“国际主义”转变为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波克罗夫斯基那些虽然符合马克思主义原教旨、但却有伤俄罗斯自尊的说法变得不可容忍。1930年代后期大肃反中，苏联史学界发动了批判反动的资产阶级历史学即“波克罗夫斯基学派”的运动，不仅波氏的很多得意门生被杀，甚至连一些批评过波氏的学者也死于镇压的“扩大化”。“诺曼起源说”从此在苏联被定性为一种反革命的、反苏的邪说。

格列科夫体系：基辅罗斯就像中世纪

但是，当时还要讲意识形态的苏联官方也没有重新肯定沙皇时代斯拉夫主义的保守史学，卡拉木津的著作仍属禁书。在这种形势下，以格列科夫、雷巴科夫、吉霍米罗夫等为代表的“基辅罗斯封建论”便应运而生，成为大肃反之后直至苏联解体前关于俄国上古历史的官定叙述。

这套说词又称为“格列科夫体系”，其特点是引进斯大林确定的“五种社会形态”理论，一方面通过否定基辅罗斯依靠瓦良格商业活动立国的成说，借以贬低瓦良格的作用（这一派中有人也拾过去某些斯拉夫派的牙慧，否定瓦良格王公的瑞典起源，但是未能令人信服，也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更看重“生产关系决定的社会形态”而非族属，主张对瓦良格族属存而不论），另一方面强调斯拉夫农村和农业的重要性，以便根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论的逻辑把基辅罗斯定义为一个斯拉夫人国家，同时还通过把这种农业描述为“封建的”，而把基辅罗斯抬高到在“社会发展阶段上”与同时期的西欧平起平坐的状态——当时公认中世纪的西欧也是“封建社会”。这样就消除了波克罗夫斯基把基辅罗斯说成“奴隶主”政权对俄罗斯自尊心的伤害。

不过也正是基于上述考虑，“格列科夫体系”的这种叙事刻意把基辅罗斯描述成西欧中世纪那种领主林立、诸侯称雄的状态。而“俄罗斯中央集权君主制国家的形成”则被当作另一个历史阶段，放在了基辅罗斯瓦解、蒙古征服导致旧罗斯一片废墟以后，以15世纪为起点，随着“东北罗斯”的莫斯科大公在金帐汗国庇护下崛起，从鞑靼人那里学来征赋税、设驿站、灭共和而越来越专制的一个漫长过程。直到伊凡雷帝搞出“特辖制”、彼得大帝消除波雅尔大贵族和缙绅会议对皇权的约束后，这个“中央集权化”过程才算完成。

当然苏联体制下“古为今用”的历史学，也是欣赏中央集权强大君主的。像伊凡雷帝那样传统时代都声名狼藉的暴君，在斯大林大肃反时代都被打造成了“千古一帝”。不过，苏联毕竟没有把基辅罗斯时代的瓦良格王公也塑造成“罗斯始皇”。所以，即使按苏联时期这种刻意拔高基辅罗斯以张扬俄罗斯民族自尊的官方叙事，普京的“862年中央集权”说仍然是“脱口秀”，而非历史。

到了苏联晚期，经过赫鲁晓夫改革“解冻”后，出现了有限的思想解放。尽管系统地突破斯大林体制仍不可能，但关于基辅罗斯的“格列科夫体系”已经受到冲击，而且赫鲁晓夫的“平反冤假错案”也给被镇压的“波克罗夫斯基学派”掀掉了黑锅。说起来格列科夫体系把基辅罗斯描绘成欧洲中世纪，也确实有些削足适履、扞格难通。最明显的是基辅罗斯没有正常赋税而只有“索贡巡行”，这是从当年“诺曼起源说”初兴直到后来翻翻覆覆，在实证上都没法推翻的事实。格列科夫强为之解，硬把这种东西说成“封建地租”，但瓦良格王公只做“河盗、河商”而不置地产，何有“地租”？要是这种流动抢劫的虏获物也可以叫“地租”，从一切打家劫舍的土匪直到希特勒抢劫犹太人岂不都成了“征收地租”吗？

所以到了1970-80年代，苏联古代史学界出现了“列宁格勒学派”，以列宁格勒大学教授弗洛亚诺夫（曾为历史系主任）为代表。这个学派汲取了早期诺曼起源说直到波克罗夫斯基学派的某些遗产，结合现代考古学及古典学的实证，并且摆脱了“封建之前有个奴隶社会”、古希腊罗马也是奴隶社会的教条，提出当年的基辅罗斯并不以农业为基础，而是以瓦希之路的河海商道为中心，由诺曼-瓦良格人开拓的一系列商业-殖民城邦以及城邦联盟。这些城邦的经济基础是古代雅典式的“古典商业”。

我们知道，按斯大林时代的意识形态，古希腊有“奴隶社会”的污名，而中世纪的“封建”则比奴隶制进步。但事实上奴隶制在那时有没有那么重要是大可质疑的。其实从传统到今天，古希腊在西方文化中的主流形象却是光照后人的“古典文明”，而中世纪则被看成是毁灭文明的“黑暗时代”，以至于为走出黑暗在中世纪晚期又出现了以“恢复古典文明”为标帜的“文艺复兴”（这个词译得有问题，其实原词并无“文艺”的意思，它就是要回到希腊罗马，“复兴”古典文明）。

同样是强调基辅罗斯的商业城邦性质，波克罗夫斯基为否定传统而突出奴隶贸易，而弗洛亚诺夫则强调一般贸易，这不仅更合乎实证，也无损于当时苏联人的“民族自尊”：毕竟，说基辅罗斯类似辉煌的古希腊，并不比格列科夫把基辅罗斯说成类似中世纪更令人不快。而且与格列科夫体系这种典型的斯大林时代叙事相比，弗洛亚诺夫的这种说法也更合乎波克罗夫斯基时代那种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原教旨”。无怪乎在苏联解体后，弗洛亚诺夫成为俄共的知名活动家，与普京这位张口闭口骂列宁的“新沙皇”仍然处在反对派地位。

而在我们讨论的问题上，“列宁格勒学派”描述的基辅罗斯类似古希腊城邦式的状态，也仍然与普京的“中央集权脱口秀”截然不同。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思想界和史学界有过近二十年的“自由争鸣”，没有什么官定学说。但是曾经是民主派和叶利钦接班人的普京在执政初期，也曾经尊崇过一位“国师”利哈乔夫。与后来的巫师杜金相反，利哈乔夫是当时把复兴俄罗斯传统和向西方接轨、弘扬自由主义结合起来的思想家。在他的《俄罗斯思想》一书中，利哈乔夫也表达了对诺曼起源说的支持。

利哈乔夫认为，从基辅罗斯的商业城邦传统到后来的诺夫哥罗德商人共和国，从瓦良格人的北欧因素到诺夫哥罗德在汉莎同盟中的作用看来，真正的俄罗斯传统是反专制的，是接近西方的。而后来的专制沙皇乃至列宁专政都是来源于鞑靼征服造成的传统破坏，并不代表文明的俄罗斯。利哈乔夫去世于1999年，他泉下有知，对普京如今这种基辅罗斯中央集权脱口秀，又会如何愤怒呢？

既非共识，也非一家之言，就是脱口秀

总之，“862年”的古罗斯国家起源问题，历经两百年风雨，多个回合的激烈争鸣和主流易位，不同时代、不同文化、不同派别的人都曾经“古为今用”，拿这个话题做文章。但是，从“诺曼派”到“斯拉夫派”，从君主制官方史学、自由主义史学、正统马克思主义史学、斯大林史学、修正主义史学，直到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史学，从政治上的保皇派（如卡拉木津）、立宪派（如克柳切夫斯基）、革命派（如波克罗夫斯基）、斯大林派（如格列科夫）、修正派（如弗洛亚诺夫），从左翼到右翼，他们尽管价值观千差万别甚至截然对立，他们的历史叙事也是百家争鸣，但他们都还懂得一些关于基辅罗斯的起码常识，没有把这段历史讲成普京式的“中央集权”脱口秀。

而普京如果只是在有争议的历史问题上从政治功利考虑，在各种说法中选择一种在俄罗斯方面看来最“政治正确”的说法来宣扬，这虽然没有学术意义，但对他这样的统治者本来就不能以学者期待之。政治家如此处理历史问题也还是可以理解的。

但问题在于，普京已经不是为了俄罗斯“在各种说法中选择一种”，而是抛开各种说法，为自己的“中央集权沙皇梦”而信口开河胡编乱造，这就太过分了。

我们以前看到，现行国际规则中的确有些规则是彼此冲突的（如“民族自决”和“领土完整”，“人道灾难干预”和“不干涉内政”），各国为本国利益而“各选一种”就会造成“双重标准”，这是很多国际冲突的原因，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但是，有人就是可以抛开一切标准而恣意妄为，这些人已经不是“双重标准”，而是只有“一重标准”就是他高兴与否，高兴了他就可以做出一切恶行，不高兴他就可以阻止一切善行。这就更过分了。

我们可以看到，这两种过分，即对待历史的过分和现实行为的过分，都并存于普京这次讲话之中，这就是它应该引起重视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