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家忆・圣彼得堡

入圣彼得堡大学——亚洲北部地图的错误——科学上第一个贡献——北极探险计划——旅行芬兰研究冰河时代——一生中的一个大转折点

1867年初秋，我和哥哥的一家人定居在圣彼得堡。我进了大学，与那些比我更年轻，而且差不多还是孩子的学生同坐在一个课堂里。五年来，我所梦想的事终于实现：我可以专心读书了。我以为完备的数学教育乃是后来一切科学的工作和思想的唯一坚实的基础，所以我便进了数理科中的数学系。我的哥哥进了陆军法学院，我却完全抛弃军人生涯，这使连便服看也不高兴看的父亲大为不满。我们兄弟两人如今不得不靠自己生活了。

其后的五年间，在大学读书与科学工作占有了我的全部时间。数学系的学生本来就有很多功课，不过因为我已经学过高等数学，便可以拿一部分时间来研究地理学。再说，我在西伯利亚时也不曾失掉刻苦工作的习惯。

我前次的探险报告正在印刷中；然而这时候又有一个大问题出现在我的面前。我在西伯利亚的旅行使我相信当时的亚洲北部地图上所绘的山脉大多是空想的，那地方的地势如何，我们从这地图上得不到一个概念。亚洲的一个大的特征是有大高原，高原的存在甚至不曾被那班绘地图的人梦想到。在地志局里这些大高原不见了，却另外生出几个大山脉（比如在地图上通常被绘成一条向东爬行的黑毛虫似的斯塔诺沃伊山脉的东部），而这是和地势相反，甚至和像L.席瓦兹那样的探险家的报告相冲突。这些山脉其实是没有的。一边流向北冰洋，一边流向太平洋的几条河流的源头混杂地位于一个大高原上；它们出自同样的沼泽。然而在欧洲地形学者的想象中，最高的山脉必须沿着主要的分水界而行，他们便在那里绘出了实际上连踪迹也没有的最高的阿尔卑斯山。许多这样想象的山脉就在亚洲北部地图上横七竖八地出现了。

从这时候起，我便专心致力于发现亚洲山脉的排置中的主要原则——即山脉构成中之和谐，在很长一段时间中，旧的地图尤其是亚历山大·冯·洪堡的通论（洪堡在长久地研究了中国的著述以后便断定亚洲的山脉沿着子午线与平行线而行，像网络般笼罩着亚洲全境）成为我的研究的障碍，最后我才明白洪堡的学说虽然对地理学家有启发，但也是与事实不合的。

于是我便开始用纯粹的归纳法从头研究，我搜集了以前所有的旅行家对气压的观察，根据这些观察计算了几百处地方的高度；我用了一张大地图，把不同旅行家的一切地质学的与物理学的观察（是事实，不是假设）记在上面；我便尽力发现哪一些地形线与这观察的实际最为吻合。这个准备工作已经费了我两年以上的时间；随后我又紧张思索了几个月，想弄清在零碎观察的使人不知所从的混乱中意味着什么。后来有一天，突然间这一切变得明白易懂了，好像被电光石火照亮了似的。亚洲的主要地形线不是自北而南，也不是自西而东，却是从西南往东北，正如在洛矶山脉与美洲高原中地形线是从西北往东南一样，只有次等的山脉才走向西北。而且亚洲的山脉并不是许多独立的山脉的集合，如阿尔卑斯山脉那样；它们都是隶属于一个大高原——一个曾经指向白令海峡的古大陆。高的边界山脉屹立于高原的边沿。其后物换星移，经过了许多年代，由以后的沉淀物堆积而成的台地遂浮出海上。这使得被看作亚洲的远古的背脊的这一高原在两边大大地增宽了。

在经过了长期耐心的研究以后，看见突然产生了一条通则，使得心灵豁然大悟；像这样的快乐在人的一生中是不常有的。几年来似乎是非常混乱，非常矛盾，非常成问题的东西马上在一个和谐的整体中各得其所。一幅壮丽的图画从事实的混乱中，从猜想（几乎是它出现时就是矛盾的）的迷雾后出现了，正如阿尔卑斯山之连峰突然从前一刻还遮蔽着它的雾障中现出了它的全部壮观，呈出它的全部单纯、变化、雄伟、美丽的姿态，在道道阳光中闪闪发亮。我又把这个通则拿来测试，应用到几百件单独的事实上去，于是以前似乎是非常矛盾无法解决的问题，这时皆一一迎刃而解，各得其所，使图景更为壮观，突出了某些有特色的轮廓线条，或是增添了原来不曾想到的大有意义的细节。这通则越来越有力，范围越来越扩展；它的根基一天天地扩展、稳固，同时在远方，透过天边遥远的雾，看出一个更广泛的新通则的轮廓来。

谁曾在他的一生中经验过这种科学的创造的快乐，便永远不会忘掉它；并且渴望着再有一次。然而他不能不痛苦地想到这种幸福只为我们极少数人所独享，而此外许许多多的人，只要科学的方法与空闲时间不限于极少数几个人所专有的话，便也能或大或小地分享到一点。

我以为这个工作是我对于科学的主要贡献。我最初打算把我的关于亚洲北部的山脉与高原之新想法用各个地域之详细考察作根据，写出一本大书来。然而在1873年，我明白自己不久就会被捕，只得绘下一张地图以具体表现我的见解，并且写了一张说明书。这两者皆在我的哥哥的监督之下由地理学协会出版了。但那时，我已经是在彼得保罗要塞里。彼得曼当时正在绘制亚洲地图，知道了我的这个发端性的工作，便采用了我的体系，自此以后，大部分的制图者也都采用了这个体例。我相信现在的亚洲新地图可以说明亚洲大陆的地势上的重要特征，以及它的气候、动植物之分布，甚至它的历史。我最近在美洲旅行时还发现这亚洲新地图可以指示北半球的两大陆的构造与其地质学的成长上鲜明的类似。现今很少有制图者能够说出亚洲地图上的这些变化从何而来；不过在科学上新的观念之确立最好还是不要附带什么人名。在最初形成的通则中难免有错误，这些错误是比较容易纠正的。

同时我又担任着俄国地理学协会中地文地理部的秘书职务，为该会尽了不少的力。

当时，人们对于在土耳其斯坦与帕米尔高原这两处探险非常热心。谢威尔左夫刚刚结束了几年的旅行归来。他是大动物学家，天才的地理学家，又是我所遇着的最聪明的人之一，然而他和许多俄国人相似，不喜欢著述。他在学会的会议上作了一篇演说，但那时，他除了把有关讲演的报道修正外，无论如何也不答应写一篇文章。所以在他的署名之下发表的一切文稿并不能充分说明他的观察和概括的真实价值。不幸，这种不乐意把自己的思想与观察的结果写下来的习惯，在俄国并非偶见。我曾听他谈起关于土耳其斯坦的山志，动植物的地理分布，特别是在鸟类新种产生中间杂种所起的作用等问题；我又在他的某一次会上的报告里找到寥寥数行说到互相扶持在物种的渐进的发展中的重要性——这些见解表示出他的非凡的才能与独创力。然而他却没有用适当的优美文体来表现他的记叙文字功力，否则他一定会成为当代最出色的科学家中的一人。

在澳洲出名的米克鲁霍·马克莱（他晚年便入了澳洲籍）也是这一类不善叙述的人：他们所发表的著作中只不过说出了他们要说的话的一部分。他是一个瘦小的、神经质的人，常患疟疾。我和他认识的时候，他刚从红海岸归来。他是海克尔的追从者，在海栖无脊椎动物及其生活环境这方面颇有造诣。地理学协会设法使他搭一只俄国军舰到新几内亚海岸的一个陌生地区去，他愿意在那里研究最原始的蒙昧人。他留了一个水手做同伴，就住在这蛮荒的海岸上。这里的居民素来是以食人出名的。同来的人给这两个鲁滨逊造了一所小屋便去了。他们俩就在这邻近土人村落的地方住了十八个月以上，和土人相处极好。马克莱抱定宗旨——永远正直地对待土人，无论如何，决不欺骗他们，即使是最小的事，即使是为着科学的目的，他也不肯违背这一宗旨。在这一点上，他一丝不苟。当他后来旅行马来半岛的时候，他带着一个土人，这土人受他雇用时曾和他订了一个不得摄影的明确条件。原来大家都知道土人迷信极深，他们以为自己一旦被人摄了影，那么自己身上的某些东西也就被摄去了。有一天，那个土人睡得正浓，当时正在搜集人类学的材料的马克莱真想把那个土人的像摄下来，这念头愈来愈厉害，尤其因为他是那一个种族的典型代表，而且这时候摄影，他也不会知道的。但是马克莱记起了自己答应过的条件，终于把这个念头压制下去了。他离开新几内亚的时候，土人要他答应将来再去；几年以后，他虽然患着重病，但毕竟践了约又去了。可惜，这个非凡的人所发表过的著述不过是他的真正富有价值的观察的小而又小的一部分而已。

那个带着妻子广游土耳其斯坦作动物学观察的费德钦科却与上述的一种人相反，我们常常称之为“西欧人”。他的妻子奥尔加也是一个博物学家。他苦心把他的观察的结果用工笔文字表现出来。但不幸，他在瑞士攀登一座山之际遇险身亡。他在土耳其斯坦山地旅行之后，又为青春的热忱所驱使，充满着对于自己的力量的自信，不要适当的向导，独自去攀登阿尔卑斯的高峰，遇暴风雪而殁。幸而他的妻子在他死后把他的《旅行记》全部刊行了。我相信他们的儿子现在还在继续父母的工作。

我又常和蒲利叶瓦尔斯基见面，他是一个波兰人，不过他喜欢用俄文拼他的姓，他愿意人把他当作一个“俄国的爱国者”。这是一个热心的狩猎家；他去亚洲中部探险时的热诚出于两种欲望：一是狩猎各种难得的野兽——牡鹿、野骆驼、野马等等；另一个是发现新的难以接近的土地。如果别人要他说出他的发现，他开口不久就会用热情的惊呼中断他的不加夸张的叙述：“啊，那里有多好的猎物啊！多好的狩猎！”于是他便热心地叙述他如何在山上爬很远去到一匹野马的近旁，在枪弹可以打到它的距离以内。

他一旦回到圣彼得堡就马上筹备下一次新的远征。他省吃俭用，把所有的钱储蓄起来，做证券交易以多赚一点。他是个典型的旅行家，既有强健的身体，又能耐苦，能过深山狩猎者的那种缺衣少食的生活。他乐于过那样的生活。他第一次旅行时只有三个同伴，和土人非常亲热。然而他其后的几次远征更多的带有军事性质，尤其不幸的是他把他的武装随从力量看得比与土人的和平交往更重。我从消息灵通方面还听说：纵使他不在西藏探险一开头就死去，他多半也不能生还。这次的西藏探险在他死后便由他的同伴毕夫左夫、罗波罗夫斯基和柯兹洛夫三人进行得极好，极和平。

这时候，地理学协会极为活跃，我们的这一部（地文地理部）以及身为该部秘书的我所热心注意的问题也是非常之多。其中大部分都是过于专门的问题，所以不便在此叙述。然而有一件事是应该一提的，就是：对于北冰洋的俄国部分的殖民、渔业和贸易近年来开始有了兴趣。

一个兼营金矿的西伯利亚商人西多洛夫作出了坚持不懈的努力使这种兴趣浓厚起来。他预见到如果能设立航海学校，发起穆尔曼海岸和白海探险以及如此等等，其结果一定会使俄国的渔业与航海业大大发展。但是不幸这一点可做的事也必须通过圣彼得堡。而在这个讲究礼仪和文牍的、官僚的、文学的、艺术的、国际性的首都，统治阶级决不会关心“外省”的事。可怜的西多洛夫的努力只引起了人们的讪笑。俄国地理学协会对于本国极北地方的兴趣还是被外国人引起来的。

在1869年至1871年中，那些勇敢的捕海豹的挪威人全然意外地开辟了喀拉海的航路。有一天，我们极度惊讶地在学会里得知一些挪威的小双桅船驶进了新地岛与西伯利亚海岸之间的喀拉海，而且在海中四处航行。我们在我们的著作中常把这个海描写为“一个永远存放着冰块的冰窖”。这些冒险的挪威人甚至访问了我们相信几百年来一直被冰块遮盖了的著名荷兰人巴伦支的过冬地。

“独一无二的气候，独一无二的冰冻状态”，我们的老一辈航海家这样说。然而在我们少数几个人看来，事情很明显：那些以海为家，与冰为邻，大胆无比的挪威猎海豹人敢于以小的船只和少数船员冒险冲破喀拉海入口处的浮冰，而俄国政府所属舰只的司令官们因为肩负海军重任便不敢冒这样的险。

此等发现唤起了对于北极探险之普遍的热情。事实上，是那班猎海豹人开了北极热的新纪元，后来在诺登舍尔德的亚细亚环航，在西伯利亚的东北永久航路之开通，在皮利的发现北格林兰，在南森的弗兰姆探险中，这种北极热才达到了最高度。我们的地理学协全也开始活动了，先成立一个委员会准备组织俄罗斯北极探险队之计划，指定这次探险队可做的科学上的工作。又由各专家分门别类担任这个报告中的有关特殊方面各章；然而这一次仍逃不掉常例，只有关于植物学、地质学、气象学的几章是按时写成了，其余各章便要由本委员会的秘书（就是我）来写。其中有几门如海栖动物学、海潮、钟摆现象之观察、地磁力等对于我完全是陌生的。然而一个健康的人只要用尽全力而且直接去研究一个问题的根本，那么他在短时间以内所能完成的工作量真是多得谁也事先想不到。我的报告就这样地写成了。

我在这个报告的结论中主张发起北极大探险，以唤起俄国人对于北极问题与北极航行之恒久的兴味；同时我又主张乘一只挪威双桅船（连船长一道由挪威雇来）驶入新地岛的北方或东北方，作侦察性的探险。我们还提示说这个探险队也许可以达到（至少总可以看见）一个离新地岛不十分远的未知的陆地。俄国海军军官西林男爵在一篇出色的然而并不有名的、关于北冰洋的诸潮流的论文中曾经指出大概有这样的一块陆地存在。当我读到这篇论文和吕特克的《新地岛旅行记》，同时又熟悉了北冰洋的这一部分地方的大体状况以后，我马上就明白这个假设必定是正确的。在新地岛的西北方必然有一块陆地，而且这陆地必定位置在比斯匹茨卑尔根还要高的纬度上。新地岛西方的冰块之稳定不动，而且上面有泥土和石头，此外还有其他种种更小的征象足以证实这个假设。再说，如果那里没有这样一块陆地，那么从白令海峡西流入格林兰的冰流（弗兰姆潮流）一定会达到北角而且把大堆的冰块堆在拉坡尼亚海岸，恰如它在格林兰的北端堆积了大堆的冰块那样：这一点西林男爵已经很正确地指出来了。单是墨西哥湾暖流的微弱的延伸决不能够阻止冰块在北欧海岸的累积。这块陆地在几年以后果然被奥国探险队发现了，就称它做法兰士·约瑟夫地。

这个北极报告给我带来了一个完全意外的结果。我被推举为乘挪威双桅船出发的侦察探险队的领袖。我自然回答说我从来不曾航过海；然而别人告诉我说，把一个卡尔生或约翰生那样的人的经验和一个科学家的创意结合起来，可以做出很有价值的事来。如果不是财政部当时插手否决了这个计划，我是会答应担任侦察队长的。财政部答复说，国库里这时拿不出探险队所需要的三四千金镑。从此，俄国就不曾参加北极诸海的探险。我们透过次极地的雾障所看出的那块陆地后来被帕叶与韦普雷希特发现了。在新地岛东北方必定存在着的一些群岛至今还不曾被人发现；然而我如今较以前更为坚决地相信这群岛是一定存在的。

我不曾参加北极探险，我却被地理学协会派遣到芬兰与瑞典去作一次有限的旅行，调查冰河时代的堆积物；这一次旅行把我引进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

俄国科学院在这年夏天派出了两个会员去研究在瑞典与芬兰被称为“asar”而在不列颠诸岛上称为“esker”“kames”等等的长的流冰脉之构造。这两个人：一是老地质学家黑尔麦孙将军；一是西伯利亚的不倦的探险家腓特烈·施米特。地理学协会为着这同样的目的派遣我到芬兰去。我们三人共同参观了壮丽的彭加哈鲁高地后分手。我在这年夏天工作得十分勤奋。我在芬兰旅行了不少的地方，又到瑞典去，在那里和诺登舍尔德同过了不少幸福的光阴。早在当时（1871年）他就向我说起他要取道北方到西伯利亚诸河的河口，甚至到白令海峡。我回到芬兰后又继续我的研究工作直到深秋为止，我搜集了不少关于芬兰的冰河化的异常引人入胜的材料。然而在这次旅行中社会问题我也想得很多，我所想的对于我其后的发展上有决定性的影响。

关于俄国地理之种种有价值的材料皆由我的手里转到了地理学协会，我渐渐生了一个念头，想写一本关于这个世界的这一大块地域的地文地理的详细著作。我的意思是以我在欧俄这一方面所发现的主要地表结构的主要线条为基础，对俄国作一番透彻的地理的描绘；在这番描绘中还要略略谈到在不同地文地理区域中盛行的不同经济生活方式。就拿南俄的广阔的草原为例罢，那地方常常发生旱灾与歉收。事实上，这些旱灾与歉收决不能作为偶然的灾祸看待；它们是这地方的自然特性，正如这地方位于俄国中部平原的南面斜坡、它的土壤的肥沃等等是自然特性相同。因此组织这一带南方草原的经济生活就应该注意预防那不可免的定期的旱灾。俄罗斯帝国的各部分都应以这同样的科学方法来描绘，恰如卡尔·利特尔在他的优美的论文中论述亚洲的各部分那样。

然而，要写这样的著作，作者应该有很多时间与完全的自由才行，因此我便常常想：如果我有一天做了地理学协会的总书记，那么对于我这个目的不知会有多大的帮助。1871年秋天我在芬兰工作，每天沿着新建的铁道向海岸慢慢地步行，注意观察那些应该出现的后冰河时代海的最初之延伸的确凿无误的遗迹的地点。那时候，地理学协会拍来了一个电报：“董事会聘君为本会总书记”，同时，现任总书记又极力敦促我承诺。

我的宿望实现了。然而这时候，别的想法与别的渴望又支配了我的思想。我认真地思考了该如何作复，我的回电是：“甚感，但不能接受。”

人们之所以陷于某种政治的、社会的或家庭的束缚，往往只因为他们从不曾有时间来自问他们的职位、所完成的工作究竟是否合适；他们的职业究竟是否真正符合他们的内心的愿望与能力，是否能给他们以应得的每个人都有权指望的满足。活跃的人尤其常陷于这样的境地。他每一天都有新的工作，没有做完自己所预定做的事情，到了夜深便只得匆匆就寝，第二天一早醒来，他又慌忙去继续做昨日未完的工作。光阴年复一年地这样逝去，他却没有时间来思考，没有时间来省察自己的生活所取的方向。我从前也是如此。

然而如今在芬兰旅行之际，我便有余暇了。我常常乘着芬兰特有的一种双轮马车经过地质学家不感兴趣的一个平原，或者肩上扛着铁锤沿着铁路从一个砂坑步行到另一个砂坑：在那种时候，我就能够思索了；而且在我进行无疑是有趣的地质学的工作时，却有一个比地质学更强烈地打动我的内心的想法在我的心里固执地活动。

我看见芬兰农民用在清理土地和打碎坚硬的岩化泥土上的时间是那样多，我便对自己说：“我要写出这地方的地文地理，把耕种这土地的最好方法告诉农民。在这里，美国的挖根桩的机器是极有用的；在那里，又可以用科学的施肥方法。……然而我又怎么敢向农民说起美国的机器有什么用处呢？他从这一次收获到下一次收获之间的面包刚够吃！而且如果他改良土地成功了，他应纳的地租和税金又会以同样比例增加；这时候，向他讲美国的机器又有什么用呢？他啃着自己每年烘焙两次的硬得像石头一般的黑面包；加上腌得死咸的鳘鱼和脱脂牛奶。当他要把所能出产的东西全都卖掉来纳付租税的时候，我怎么敢向他说起美国的机器呢？他需要我和他共同生活，以便帮助他成为这些土地的所有者或不纳租金的占有者。那时候，他读书才能够得到好处，现在不行。

我的思想又从芬兰转到了我最近见过的我们的尼可尔斯奎的农民。如今他们是自由的了，他们非常看重这自由。然而他们没有牧场。地主们想方设法把所有的牧场留为己用。当我还是一个小孩的时候，沙瓦金家每晚总要牵六匹马出去放牧，托加学夫家放的是七匹。如今这两家仅各有三匹马了。而那些从前只有两匹马的人家现在只有一匹，甚或连一匹也没有。这一匹可怜的马又能拿来干什么呢？没有牧场，没有马，没有肥料！我又怎样能够和他们谈播种牧草的方法呢？他们已经零落到贫无立锥之地了，而且几年以后又会有一种莫名其妙的税使他们甚至于不能聊生。当我告诉他们说，我的父亲允许他们在他的科士丁诺树林中小块空地里割草时，他们又是多么快乐！“你们的尼可尔斯奎农民干起活来简直吓人！”——这是我们的近邻一带的一般评语。然而我的继母凭藉着“最低额款”（这一可恶之极的条款是地主们得到修正解放令的权力时所增加的），从农民的分配地里取出一块可耕地，这一块地如今已是荆棘丛生，却不许那些“凶狠的”庄稼汉去种。这样的事在俄国到处都有。甚至当时已很明显（而且政府调查委员又提出过警告）：俄国中部的第一次大歉收将会造成可怕的饥荒——1876年，饥荒果然来了，在1884年、1891年、1895年、1898年各年中俄国人民屡为饥馑所苦。

科学是了不起的好东西。我知道其中的欢乐，我也珍惜这种欢乐——也许比我的许多同事更珍惜它们。就在这时候，我望着芬兰的湖山，新的美妙的通则又浮现在我眼前。我想见在辽远的过去，人类初现的时代，在斯堪的那维亚与芬兰旁边北方群岛内冰块一年年地堆积起来。大堆的冰块侵入欧洲北部，慢慢地扩张到中欧。在北半球的这一部分的生物便逐渐衰落，它们处境悲惨，朝不保夕，趁那里广大的冰原吐出的冰的气息未到之前便一步步向南方逃避。悲惨、孱弱、无知的人要维持朝不保夕的生活也非常困难。过了许多年代，冰开始溶解，带来了所谓湖沼时代，那时候，无数的湖在洼地上出现了，贫弱的次极地植物开始怯生生地侵入到环湖的深不可测的沼泽中。这样又过了若干年代，才发生了极其缓慢的干燥作用，于是植物开始从南方徐徐侵入。现在我们是在急速干燥作用处于高潮的时期，于是干燥的平原与草原又随之而形成。亚洲中部已经受到这干燥作用之害了，欧洲东南部又正在这种威胁之下，人类必须找出一种制止这种干燥作用的方法才好。

相信冰原曾延及中欧之事，在当时乃是一种邪说。然而一幅宏伟的画面在我的眼前显现了，我想把它绘出来，其中我所看到的成千的细节一个也不遗漏；我要把它作为一把钥匙来解开现今动植物分布之谜；我要给地质学与地文地理学开辟一个新天地。

然而在我的周围，我只看见贫困，只看见为一片发霉的面包的争斗，这时候，我有什么权利来享受这些高级的欢乐呢？为了使我得以生活在这高尚情操的世界中，我的一切费用都必然是从那班生产了麦子而自己的小孩却不能果腹的人的口里夺来的。这必然是从什么人口里夺来的，因为人类的总生产额至今还是这样的低。

知识诚然是一个巨大的力量。人必须有知识。然而我们知道的已经很多了！如果知识（而且只有知识）得为万人所有，结果将如何？难道科学本身不会飞速发展，使人类以我们今日想象不到的速度在生产、发明及社会创造的领域内大踏步前进吗？

群众需要知识，他们愿意学，他们能够学。例如在那两湖之间的巨大冰碛（这冰碛好像是几个巨人匆忙地堆起来连结两岸的）伫立着一个芬兰农民，在望着眼前的有小岛点缀其间的美丽的湖水沉思。农民固然贫苦而受人践踏，但没有一个农民走过此处而不停留片刻，赞赏这美景的。再如，一个农民立在湖畔唱歌，歌声如此优美，以致第一流的音乐家也要羡慕他的腔调中所蕴藏的感情与瞑想力。这两个农民都感受极深，都在沉思默想，都在思索；他们准备扩大他们的知识——只等我们把知识给与他们，只等我们把获得空闲时间的方法教给他们。

这就是我应该工作的方向，这些人就是我应该为之工作的人。至于那些嘴里说要促使人类进步，身却高踞于民众之上，他们的演说未尝不冠冕堂皇，然而究其实不过是急于摆脱自己的深感苦恼的矛盾，苦心制造出来的诡辩而已。

所以我发了个不接受任命的回电给地理学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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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彼得堡光景——亚历山大二世的两重性格——行政机关之腐败——教育事业之被摧残——圣彼得堡社会之堕落——加拉考左夫案件

自从我1862年离开圣彼得堡以来，它已经大大地改变了。诗人马伊科夫曾和我说过：“啊，不错，你是认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圣彼得堡的”。诚然，我认识那个把车尔尼雪夫斯基当作宠儿的圣彼得堡。然而我归来时所见的圣彼得堡，用什么样的话来形容它呢？如果所谓“全圣彼得堡”指的是那以唯宫廷之命是从的上流交际社会，那么也许可以下一个“歌舞咖啡厅和音乐厅之圣彼得堡”的评语罢。

在宫廷中以及依附于宫廷的圈子里，自由思想简直声名狼藉。六十年代所有卓越的人物，甚至于像尼可拉·穆拉维约夫伯爵与尼可拉·米鲁丁那样的温和派都不免被认作危险人物了。只有陆军大臣狄米特里·米鲁丁的地位还被亚历山大二世保留着，因为他受命在军队中进行的改革要过许多年才能够完成。所有其他在改革时期中的活跃人物都被抛在一边了。

我有一天和外交部的一位高级官吏谈话。他把另一个高级官吏批评得很尖锐，我便替那个人辩护道：“然而他究竟不曾在尼古拉一世的治下做过官。”“可是他如今却在宿瓦洛夫与特列颇夫的治下做官了！”这个回答正确地把当时的情形描绘了出来，我再也说不出一句话来。

政治警察首脑宿瓦洛夫将军与圣彼得堡警察总监特列颇夫将军确实是当时俄国的真正统治者。亚历山大二世不过是这两人的执行官，他们的工具。他们靠吓唬来统治。特列颇夫常常拿就要在圣彼得堡出现的革命这个怪物来恐吓亚历山大二世，吓得他只要有一天这位万能的警察总监稍微迟了几分钟进宫去呈递他的每日报告，这位沙皇就会问：“圣彼得堡平静无事吗？”

亚历山大二世和X王妃完全决裂以后不多几时，他又和拿破仑三世的侍从武官弗莱里将军非常要好。这个坏蛋弗莱里将军就是1852年12月2日政变的灵魂。他们两人经常在一处，弗莱里曾向巴黎人说起俄国皇帝赐给他的绝大光荣。原来有一天，沙皇坐车沿着涅瓦大街而行，看见了弗莱里便邀他上车，这部马车只能载一个人，座位仅有十二时宽。因为座位太窄，他们两人便不得不挤得紧紧地，各人剩下一半身子悬在车外。只要一提这个刚从法国贡比涅来的朋友的姓名，就可以猜到这交情是什么一回事了。

宿瓦洛夫极力利用他的主人眼下的这种心情。他准备好了一个又一个的反动设施，要是亚历山大表示他不高兴签名发布，那么宿瓦洛夫就会向他谈那个就要发生的革命与路易十六的命运，而且“为了挽救皇室起见”一定要哀求他签名发布关于新的镇压措施的法令。尽管如此，痛悔与悲哀仍不时包围亚历山大。他有时会陷于阴沉的忧郁之中，用悲哀的调子谈起他初即位时的那种辉煌与目前呈现的反动色彩。于是宿瓦洛夫便给他准备了一个猎熊的盛典。猎人、快乐的廷臣、满载着芭蕾舞团的少女的马车成群结队地去到诺夫哥罗德树林里。亚历山大二世于是会杀死一两头熊，他是一个好射手，常常让野兽走近到离开他的枪仅有几码的地方，他才开枪。在这狩猎的兴高采烈的时候，宿瓦洛夫就可以使沙皇赞同他所炮制的一切压制计划了。

亚历山大二世确实不是一个平庸的人，然而他身上存在着两个不同的人，两者都发展得极为成熟，它们彼此冲突。他的年岁愈大，这种内心的斗争便愈激烈。他能在前一刻钟做出优美的举止而后一刻钟就表现出无比的残酷。他具有一种镇静明理、临危不惧的勇气，然而他日日夜夜为那莫须有的危险懔懔危惧。他的确不是一个懦夫，他可以勇敢地站在熊的面前：有一次，他的第一枪不曾射中熊的要害，站在他身后的执着长矛的人便冲向前去，却被熊扑倒了，亚历山大连忙跑去救那人，他的枪口逼近熊的身子，一枪就把熊打死了（这是那人亲自向我说的），然而他一生却又为从他自己的想象与良心的不安中生出的恐怖所追迫着。他对于朋友的态度和蔼可亲，而与这和蔼可亲同时存在的是一种可怕的无情的残酷（十七世纪的那种残酷）。在他镇压波兰革命时，这种残酷就表现出来了；1880年，他又用同样的手段镇压俄国青年的反叛，——谁也想不到他会是如此残酷。他这样过着两重生活；在我所说的这个时期中，他签名发布最反动的敕令时很高兴，过后，他又非常后悔。到了晚年，这种斗争更为猛烈，而且具有一种几乎是悲剧的性质。

宿瓦洛夫在1872年被任命为驻英大使，然而他的朋友波塔颇夫将军继续执行同样的政策，一直到1877年俄土战争开始的时候。在这时期内，他们以最最厚颜无耻的方式大规模搜刮国库、皇室领地：波兰革命后在立陶宛没收的领地以及在奥伦堡的巴什基尔人的土地。在波塔颇夫发狂与特列颇夫被免职以后，他们在宫廷中的政敌要使亚历山大二世看清这两人的真面目，于是才有几件这类搜刮的丑闻得以暴露，由元老院执行最高法庭的任务来进行审判。其中一次，司法调查发现波塔颇夫的一个朋友曾经无耻地把立陶宛某一处领地内的农民们的土地夺了去，他事后得到内务部中友人的帮助，居然把那些要求伸雪的农民监禁起来，集体处以笞刑，又用军队枪杀他们。俄国直到今天的历史上充满了这一类故事，然而这件事在俄国历史上也要算是最可恨的了。只有在薇拉·沙苏丽奇暗杀特列颇夫（为一个在狱中被他下令鞭打的政治犯复仇），把他击伤以后，这伙人的赃案才得以大白于世，波塔颇夫才被免职。特列颇夫受伤后以为自己不免于死，便写下遗嘱，从他的遗嘱中世人才知道这个使沙皇相信他虽然做了多年圣彼得堡警察总监这个肥缺，依然贫困而死的人，实际上却给他的继承人留下一笔绝大的财产。有几个廷臣把这件事告诉了亚历山大二世，于是特列颇夫失掉了信任，只有到了那时候，几件宿瓦洛夫——波塔颇夫——特列颇夫一伙的贪污案才得以暴露于世而受审于元老院。

这种贪污盗窃在政府各部都有，尤其是以有关铁路及各种工业企业为最。在这时候发大财的颇不乏人。亚历山大二世自己也曾向他的一个儿子说过，海军是“在某某人的衣袋里”。得到国家保证的修建铁道的成本简直骇人听闻。至于说到商业企业，谁都知道如果不答应送一定百分比的红利给有关各部的各个官吏，就不要想开办企业。我的一个朋友想在圣彼得堡开办一项企业，内务部公然有人向他说，他应该送百分之二十五的净利给某人，送百分之十五给一个财政部的官吏，送百分之十给同部的另一个官吏，还要送百分之五给第四个人。这种交易公然进行，毫不隐藏；亚历山大二世也是知道的。他自己在总审计长的报告上所加的批语就足以证明这事。然而他以为这班窃贼可以替他防止革命，所以不等这些贪污案件成为公开丑闻之后不把他们撤换。

在那些年轻的大公中除了皇储（即后来的亚历山大三世）是节俭的好家长外，其余的都把皇室的家长作为样板。有一位大公喜欢在涅瓦大街的一所小饭店里饮酒作乐，他的丑行闹得沸沸扬扬，所以有一夜，连警察总监也不得不去干涉了。特列颇夫警告那饭店主人说如果他以后再要把饭店里的“大公室”租给大公，那么他会被充军到西伯利亚去。我偶尔到那饭店去过一次，主人曾把那间所谓“大公室”指点给我看。房内的墙壁与天花板上都装饰着缎子做的厚帐帷。那主人一面指点，一面说：“你想想看，我是多么为难。一方面，我不能得罪那位可以把我随便处置的皇族中的一员，另一方面，特列颇夫将军又拿西伯利亚来威吓我！我自然听将军的；你知道，他如今是无所不能的。”另一位大公由于人品属于精神变态型而出了名。还有一位大公因为偷了他母亲的钻石被放逐到土耳其斯坦去了。

皇后玛丽·亚历山德洛夫娜失宠于她的丈夫，同时，看到宫廷生活所取现在那种方向而感到惊恐，于是越来越虔诚地信仰宗教，不久就完全堕入那些宫廷教士的掌握中。这些教士属于俄国教会中的一个新起宗派——耶稣会派。这一新的种属，入会经过严格审查的、腐败的、阴险狡诈的教士集团在当时俄国发展得非常之快，它已经尽力想成为俄国国家中的一个权势中心，把学校掌握到自己的手里，并且颇为成功。

事实一再证明：俄国乡村教士的职务太多，他们要管洗礼、婚礼，以及其他种种事情，又要给垂死的人祈祷，已经够忙碌的了，当然没有时间去照管学校。即使教士得了薪俸要在一所乡村学校里去教授圣书，他也总是把教书这差使让给别人，因为他自己顾不上这个。然而那些高级僧侣利用沙皇对于所谓革命精神的憎恨，已经开始活动要把学校抓到自己的手里来了。“教会学校以外无学校”，这一句话成了他们的格言。全俄国要求教育，政府的年度预算中全国初级学校经费是两百万卢布，然而实际上连这小得可笑的数目教育部也常常领不到，同时政府却拨了几乎同样多的数目给圣公会（宗教议会），作为设立乡村教士监督下的小学校之补助——这些学校大多只是纸上空谈，至今也没有成立。

全俄国需要技术教育，而教育部却只开办古典中学，因为拉丁文和希腊文这些重头课程被当作防止学生读书与思索的最好的方法。在这些中学里只有百分之二、三的学生得以完成八年的课程而毕业。那些颇有前途并且表现出能独立思考的学生不等到修毕最后一年的课程便被仔细地剔除了；学校当局不惜用任何手段来减少学生的数目。教育被视作一种奢侈品，只有少数人可以享用。

同时，教育部又用全力来反对那些企图开办师范学校，或技术学校，或普通小学校的私人与团体（区、县、市议会之类）。在这个异常缺乏工程师、农艺师、地质学家的国家里，技术教育却被视作与革命等同的东西，从而被禁止，受迫害；所以一直到现在，每年秋天总还有两三千青年想进高等工艺学校却不得其门而入，只是因为缺乏名额。那班想做一点有利于公众生活的人都不免感到绝望；在乡间，政府又向农民征收苛税，缴纳迟了，即派兵用半武力方法劫掠而去，结果农民被弄得倾家荡产。只有那些用最严酷的方法榨取税金的地方长官才为中央政府所宠信。

这就是圣彼得堡的官场。这就是它对于全俄国的影响。

我和亚历山大哥哥离开西伯利亚的时候，我们常常谈起我们应该可以在圣彼得堡看到的知识分子生活，以及我们应该可以在文学团体中结交到的有趣的人士。事实上，我们果然在急进派和温和的斯拉夫派两者中间结交到了这样的人；然而我必须承认他们使我们多少有点失望。我们遇着了不少杰出人物（俄国富有杰出的人才），但他们与我们理想中的政论家不大相合。最好的著作家如车尔尼雪夫斯基、米海伊洛夫、拉甫洛夫诸人已遭流放，或被囚禁在彼得保罗要塞内，如华沙列夫。其余的人看见形势很可悲观，有的便改变了主张，倾向于一种父亲式的专制主义；而大多数人虽然尚未改变初衷，却是噤若寒蝉，他们的谨慎几与变节相等。

在改革时期的高峰，进步的文学团体中差不多每个人都和赫尔岑或屠格涅夫及其友人，或“大俄罗斯人”和“土地与自由”这类存在时间很短的秘密社团多少总有一点关系。现在呢，这些人却小心翼翼地把他们的先前的同情深深地埋葬起来，免得受政治上的嫌疑。

当时有一两家自由主义的杂志大半靠了出版人有特别的交际手腕才得以免被封禁。这些杂志满载着绝好的材料；它们指出农民群众之日益贫困与走投无路，又使人明白改革家途中的障碍。这一大堆事实已够使人绝望了。然而没有一个人敢于提出任何补救办法，或者暗示任何领域可以采取行动，以及任何从无望局面求得的出路。有几个著作家还希望亚历山大二世再来做一次改革者；然而大多数则终日战战兢兢，唯恐杂志被封、出版人与撰稿人充军到“帝国之穷乡僻壤”去。恐惧与希望同等地将他们麻痹了。

他们中间在十年以前愈是急进，现在的恐惧便愈厉害。我们弟兄两人在一两个文学团体中很受欢迎，我们有时也去参加他们的联谊会；然而每逢谈论一出了风花雪月的范围，或者我的哥哥（他很有引发重大问题的才干）把话题引到国内问题上，或拿破仑三世正急匆匆走向败亡（1870年）的法国国情上时，准会有人发言来打断话头。“诸君，你们以为最近那出《美女海伦》演得如何？”或者“你们以为那熏鱼的味道怎样？”那些年纪较大的客人中间突然这样地高声问道，于是方才的谈论就此结束。

文学团体以外，情形甚至还要坏得多。六十年代中，在俄国，尤其是在圣彼得堡，似乎甘愿为自己的理想牺牲的具有进步思想的人到处都是。“他们现在怎样呢？”我问自己道。我找到了几个这样的人，但是“年轻人，处世要谨慎！”这就是他们所能向我说的一切了。在俄国话里，像“铁比干草强”，“头颅撞不破石壁”这一类的谚语不幸太多了，如今便成了这些人的实际哲学的箴言。“我们一生中已经做了一点事情，别对我们多提要求啦”；或者“忍耐着罢：这种现状不会继续多久的！”他们这样向我们说，然而我们年轻人呢，却甘愿去重新发动斗争，去行动，去冒险，如果必要的话，去牺牲一切，只是要求他们给我们提点意见，给点指导，给点知识的支持。

屠格涅夫在他的小说《烟》中描写了社会上层人士中的几个过去的改革家，他的描写实足令人灰心。然而尤其是在那位用“V.克列士托夫斯基”这个笔名写的柯汉诺夫斯基夫人的令人伤心坠泪的小说与随笔里，我们更可以看出当时“六十年代的自由主义者”种种堕落的情形。自从十年以前促成改革运动的无名群众不肯再听“那些感伤主义言辞”以后，“生的欢乐”（也许更可说是幸存的欢乐）马上成了他们的女神。他们急急忙忙去享用当时落进这些“务实的”人的腰包里的财富了。

农奴制度废止以来，人们又发现了不少新的生财之道，于是大家争先恐后地向着这些途径狂奔。铁路建造在俄国狂热般地进行着，地主们大批地跑到新开的私立银行去典押他们的领地。新近营业的私家公证人与出庭律师收入极丰；股份公司以惊人的速度激增，而其发起人也大发其财。有些人，从前只靠着一百多个农奴所耕种的小领地的有限收入在乡间生活，或者在法庭里当办事员靠更少的薪俸度日，如今这些人却积起了巨大的财产，他们每年的收入可以和农奴时代大地主的收入相等。

“社会”的趣味也是一天天地降低了。曾为急进派运动的庙堂的意大利歌剧院，如今没有人光顾了；至于那一心伸张俄国大作曲家的权益却又不免有些畏缩的俄国歌剧院，也仅有少数热心家不时光临。这两者都被认为太“冗长沉闷”。圣彼得堡交际社会之精英群趋于通俗剧场，在那里巴黎的小戏院的二等角色很容易博得那些禁卫军骑兵队中的年轻的崇拜者喝彩。有的人便去看俄国舞台上开演的《美女海伦》，而我们俄国的大戏剧家却反被人忘却了。奥芬巴哈的音乐成了无上的权威。

必须指出：当时的政治空气是坏到了极点，所以那些最优秀的人是有理由，至少也有充足的口实来守沉默。自从加拉考左夫在1866年4月狙击亚历山大二世失败被捕以来，政治警察就成为万能的了。几是有“急进派”嫌疑的人，不管曾做过某些事或未尝做过某些事，只要他曾经对于某一个牵连在政治事件中的人表示过同情，或者在夜半的搜查中，警察在他的家里搜出一封毫不相干的信函，或者单是因为他有“危险”看法的缘故，他随便哪一夜都有被捕之虞。而因政治原因被捕，可能招来任何后果——在彼得保罗要塞中多年禁锢，流放至西伯利亚，甚至在要塞的地牢中受拷打酷刑。

关于加拉考左夫这帮人的这种运动，直至今天，即使在俄国，也很少为人所深知。我当时是在西伯利亚，我所听到的都是来自传闻。然而看起来，其中似乎含得有两种不同的潮流。一种潮流就是“到民间去”这一伟大运动的开端，这运动在后来有重大的发展；另一种潮流主要是政治的。一批批的青年，其中有的眼见得要成为出色的大学教授、或著名的历史学家与人种学家，他们在1864年左右都聚集起来组成团体，立下决心不顾政府的反对，要把教育与知识送给民众。他们到大工业城市里去做一个简单的手艺人，在那里发起合作社，开设补习学校，希望用费尽心思的手腕和耐心，也许可以使民众受到一点教育，从而造成最初的核心，由此更好更高的概念会渐次在群众中间扩散开来。他们的热诚是很高的，大量财富都花费在这种事业上了。我相信和后来一切类似的运动比较，这一次的运动算是立在最实际的基础之上。它的发起人当然是和工人非常接近的。

在另一方面，这个运动受了加拉考左夫、易宿丁及其密友的鼓动，带上了政治倾向。在1862年到1866年间，亚历山大二世的政策有了确定无疑的反动性质；他把最反动的人引到自己的周围，当作心腹。那使得他在位的初期成为光荣的盛世之改革如今却被许多的地方法和部颁通令凌迟了。反动派公然期待着改头换面地恢复地主裁判权与农奴制；当时谁也不敢希望那个主要改革（农奴解放）可以抵挡得住从冬宫方面来的攻击。这一切事实必然会使加拉考左夫及其友人明白亚历山大二世的统治如果再延长下去，那么连已经实现的小改革恐怕也保不住，而俄国便要回到尼古拉一世的恐怖时代去。同时一般人对于皇储及其叔父康士坦丁的自由主义倾向抱有很大的希望（这样的故事在历史上不知重演了多少次，然而至今依然新鲜）。应该说，在1866年以前，这样的恐惧与这样的考虑就已常常在比加拉考左夫所能接触的环境更高的圈子里表现过了。总之，事实是如此：在亚历山大二世有一天走出夏园上马车的时候，加拉考左夫向他开了枪。子弹虚发，而加拉考左夫当场被捕。

莫斯科反动派的首领加特科夫最善于利用每次政治动乱来从中得钱财之利；加拉考左夫事件一发生，他马上就诬陷一切急进派与自由主义者和加拉考左夫同谋（这自然是假的），他又在他的报纸上隐约地指出加拉考左夫不过是宫廷内改革派的领袖康士坦丁大公手中的工具罢了，他想使全莫斯科的人都相信这话。谁也可以想象得到：那两个统治者，宿瓦洛夫与特列颇夫，会如何利用这些诬告与亚历山大二世事后的恐惧以图自己的私利。在波兰革命时期得了“刽子手”这个绰号的米哈伊尔·穆拉维约夫奉命作一次穷根究底的调查，不惜用任何手段去发现那莫须有的阴谋。各阶级的人都被他逮捕了一些，他又下令搜查了几百所住宅，而且他还自夸“会想出办法使囚犯肯多说话”。他当然不怕用刑拷问——而且圣彼得堡的舆论差不多一致承认穆拉维约夫对加拉考左夫曾用严刑逼供，加拉考左夫始终未供出什么。

各处监狱里，尤其是在冬宫对面的那个已经见过了不少惨酷事情的大石棺里，国家机密被完好地保存着，只有在近来才被历史家揭露了。它至今还守着穆拉维约夫的秘密。然而下面一节在这一点上多少可以给我们一些信息。

1866年，我是在西伯利亚。我们的西伯利亚军官中间有一个人在那一年年尾从俄国旅行到伊尔库次克，途中在一个驿站里遇着了两个宪兵。他们押送一个因犯盗案被充军的小官吏到西伯利亚，这时任务已经完成，正动身回去。那位伊尔库次克军官是一个非常和蔼可亲的人，他凑巧遇见这两个宪兵坐着饮茶，消磨严寒的冬夜，便上前去和他们闲谈，一面等着车夫换马。其中一个宪兵认识加拉考左夫。

“他很狡猾，实在狡猾”，那个宪兵说。“他在要塞中的时候，我们得着命令不许他睡觉，我们两个人看守他，每两点钟换班一次。我们叫他坐在一只小凳上，等他开始打瞌睡时，我们便摇醒他。……你说，我们有什么办法？——我们有命令要这样做！……好，你看他有多狡猾：他把两腿交叉起来，拿一只腿摇动，使我们相信他还是清醒的，而同时他可以打瞌睡，一面依然摇动他的腿。然而不久，我们就看出来了，便告诉那些来接班的人，要时时刻刻摇着他，不许他打一小忽儿瞌睡，不管他的腿是否在动。”

“这样做继续了多久？”我的朋友问道。

“呵！好多天——一个星期以上。”

这段话的率真足以证明它的真实：这绝对不可能是编造出来的；而加拉考左夫受酷刑到了这种程度也就无可置疑了。

加拉考左夫上绞刑架的时候，我的侍从学校的一个同学曾随他的胸甲骑兵团队到场监刑。他后来告诉我说：“他们把他放在囚车的高踏板上面从要塞中带了出来，当囚车在要塞前的高低不平的缓坡上颠簸地走下来时，我最初还以为他们是带了一个橡皮人来处绞刑；加拉考左夫已经死了。你想想看：头、手、全身都是软搭搭的，好像身体里没有骨头，再不然，骨头都已碎了。这样子真是可怕，而且一想到致此的原因，更令人不寒而栗。不过当两个兵士把他带下囚车的时候，我却看见他的腿在动，他奋勇地自行走上绞刑台。这样看来，他又不是一个橡皮人，也不是早失了知觉。所有在场的军官看见这种情形都很惊异，想不出理由来。”我提醒同学说，加拉考左夫也许曾受着严刑拷打，我的同学立刻红了脸答道：“不错，我们都这样想。”

单是几个星期不让睡眠一事，足以说明为什么那个在精神异常坚强的人在临刑时会有那种状态。我还要说，在要塞中曾有用药品对付囚人的事，至少有一例是如此，这是确凿无疑的。1879年囚人亚德利安·沙布洛夫曾受过这样的拷问。是否穆拉维约夫只限于干这一次？他曾否被阻止再用这种酷刑？我不得而知。我知道的是：我常听圣彼得堡高级官僚说在沙布洛夫一案中曾使用过这种酷刑。

穆拉维约夫曾许下诺言要把圣彼得堡的急进分子连根除尽，凡过去曾与急进主义有一点关系的人，都不免时刻在惊惧之中，唯恐落进这刽子手的掌心。他们还特别不敢和青年往来，唯恐会随着他们卷入某个危险的政治结社的漩涡中去。这样一来，不仅如屠格涅夫所描写的，在“父”与“子”之间，不仅在两代人之间开了一道鸿沟，而且在所有过了三十岁的人与二十岁左右的人之间，也开了一道鸿沟。因此俄国青年不独要和他们的拥护农奴制度的父亲们战斗，并且还不免为那班不愿和他们携手走向社会主义，不敢支持他们争取更多的政治自由的他们的长兄们所遗弃。我常常自问：难道历史上曾经有过一代青年像他们那样与一个如此强大的敌人死战，却如此被父亲以至长兄们弃置不顾；而其实，他们不过是将这些父亲和长兄们的精神遗产铭记在心并力求将其付诸实行而已？难道世上还有哪一斗争所处的境遇比这更悲惨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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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的妇女运动——妇女求知识的活动与热情——女子大学之设立——“旧宫厩区”的新生活——父亲之死

我在圣彼得堡的生活中见到的唯一光明点就是当时在男女青年中间产生的运动。种种潮流汇合起来形成了一个大的运动，这运动不久就具有一种秘密的、革命的性质而吸引了其后十五年间全俄罗斯的注意。这件事我在后面会讲到，在这里，我只说一说俄国妇女为力争受高等教育所进行的完全公开的运动。圣彼得堡当时正是这运动的第一个中心。

每天下午，我的年轻的嫂嫂从女子师范讲习所下课回来，总有关于那里的活动的新消息告诉我们。开办女子医科学校与女子大学的计划已经拟定了。上课之后，又有关于学校和各种教育方法的讨论会，成百妇女对这些问题非常热心，她们在各特别的集会中反复不倦地讨论着。翻译家协会、出版家协会、印刷人协会、装订人协会都组织起来了，其目的在替那些有心求学的贫苦姊妹们谋职业：她们群集在圣彼得堡，甘愿做任何种类工作，只要能够存一点钱，以便将来有一天也能享受她们应受的高等教育。这些妇女充满了活力与朝气，恰与我在别处所看见的相反。

既然政府已经表示决不许大学开放女禁，妇女们便尽力设法开办她们自己的大学。教育部的官吏告诉她们说，女子中学毕业的学生还不到听大学的课的程度。她们便回答道：“很好，允许我们开办大学预科罢，随便由你们订课程表好了。我们并不要求政府给经费。只要你们批准，我们就会办起来。”自然，教育部是不肯批准的。

于是她们便在圣彼得堡各处开设讲习所和客厅演讲班。许多同情这个新运动的大学教授自愿来担任讲课。他们自己也是贫苦人，但是他们却警告发起人说，提一句报酬就是对他们的人身侮辱。每年夏天，总要在圣彼得堡郊外举行自然科学远足会，由大学教授指导，大多数的会员都是妇女。在产科讲习所听讲的妇女还坚决要求教授把每个科目讲授得比普通课程表上所限定的还要细，或者另外添加补充的讲演。只要有一点机会她们也决不放过，她们极力在这学问要塞的石壁上找寻缝隙，以便利用它们来破壁而入。老格鲁伯博士允许她们进他的解剖学实验室，她们的优良的成绩使这位热心的解剖学家全力赞助她们的运动。如果她们知道某一个教授愿意让她们在星期日日间和其余各日晚上到他们的实验室里学习，她们就利用这种机会，在平常日子工作到深夜而在星期日则整天工作。

到后来，不管教育部的一切反对，她们终于开办了大学预科，不过用了一个女子师范讲习所的名目罢了。事实上，难道有谁能禁止那些将来要做母亲的人去学习教育方法吗？然而植物学与数学的教授法是不能够抽象地讲授的，因此植物学、数学等等科目又加进讲习所的课程里了。这个讲习所简直变成了大学预科。

妇女就这样一步步地扩张了她们的权利。她们一旦知道在德国的某大学里有一位教授的课堂可以接受少数几个妇女去听他的课，她们马上便去叩他的门，他居然收了。她们在海得尔堡学习法律与历史，在柏林学习数学；还有一百多个女士在瑞士苏黎世大学与综合工艺学院里读书。她们在那里得着了比医学博士学位更宝贵的东西；她们赢得了那些学识高深的教授的尊敬，而且这尊敬是屡屡公开表示出来的。1872年我到苏黎世，认识了几个俄国女学生，我看见那些在工艺学院读书的非常年轻的姑娘用微分法解决热学的复杂问题，极其容易，好像有了多年的数学训练一般，这使我大为吃惊。有一个在柏林大学师从淮尔斯特拉斯教授研究数学的俄国姑娘苏菲·科瓦列夫斯基成了名数学家，受聘为斯德哥尔摩大学教授。我相信她是本世纪中在男子大学任教授的第一位女子。她非常年轻，所以在瑞典，人人都称呼她的小名：松妮亚。

亚历山大二世对于受过教育的女子公开表示憎恨，他如果在外出散步时遇见一个鼻架眼镜、头戴意大利圆帽的姑娘，他便会战抖起来，以为她一定是一个虚无主义者，打算来暗杀他的。政治警察也死命反对她们，以为所有的女学生都是革命党人。加特科夫几乎在他恶毒的报纸的每一期上都要对整个这一运动施以卑劣的诬蔑与攻击。然而尽管如此，女子还是成功地不顾政府的反对开设了一系列学校。有几个女学生在外国得了医学博士回来，便逼迫政府在1872年允许她们自己筹款开设了一个医科学校。后来俄国政府下令把在苏黎世读书的女生全召回来，免得她们和那些亡命的革命党人交往，那时候她们又逼着政府允许她们在俄国开办了四所女子大学，学生的数目不久就达到了一千名左右。女子医科学校虽然受着各种压迫，并遭暂时的封闭，但是如今在俄国，女医生总有六百七十人以上—这件事难以令人相信，然而却是事实。

这当然是一个了不起的大运动，它的成功足以惊人，又极有启发。女子之所以成功，是靠着各种身份的妇女群众表现出来的那种无限的忠诚。她们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当过看护，后来又做过小学校的组织者，做过最尽职的乡村小学教师，又在农民中间当受过训练的助产士与医生助手。后来在1878年俄土战争之际，她们又到那些时疫流行的病院里去做看护或医生，深得军队司令官与亚历山大二世本人的赞美。我认识两位被政治警察追缉得很紧的女士，她们用了假护照上的假姓名在战争期间做看护；这两位女士中那个更重的“罪犯”（她后来在我越狱时出过大力）居然被任命为一个收容伤兵的大病院的看护长；她的那位朋友却几乎死于伤寒症。总之，不管什么职业，不管它的社会地位如何低，不管它怎样使人衣食难周，女子都愿意去做，只要她们因此能做一点有利于民众的事；这样做的并非少数人，千百女子都是这样做的，她们真正说得上是夺得了她们的权利。

这个运动的另一个特征便是在其中并无所谓两代（年长的与年幼的）之间的隔阂，纵使有隔阂，也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弥合了。在这个运动开始时就担任领袖的那些女子从来不曾和她们的年轻的妹妹们决裂，虽然后者要比前者在理想上激进得多。

这些年长的领袖在更高的位置上追求她们的目的，她们严格使自己处于任何政治运动之外，但是她们从没有忘记过她们的运动之主力乃在于大批年轻姑娘（她们中间大部分人最后都加入了激进派或革命党），她们从没有犯过这个错误。说到她们自己，她们的行止规矩极了，我认为她们太规矩了，然而她们对于那些年少女学生，那些剪短头发，不屑于穿用硬毛布撑起的裙子，一举一动都表现出民主精神的虚无主义者也颇能理解，并不与之决裂。她们自然不和这些女学生混在一起，有时候也不免有摩擦，但她们决没有抛弃过这些年轻的妹妹——在当时迫害横行的年代，这是件了不起的事。

她们似乎在向那些年轻的、有民主思想的妹妹们说：“我们还要继续穿我们的天鹅绒衣服，戴假髻，因为我们还有事要和那些相信天鹅绒衣服和假髻是‘政治上可靠’的标记的蠢货们打交道。不过，你们这些女孩子可以由着自己的喜好与趣味而行。”俄国政府下令召回留学瑞士的女学生时，她们也不反对那些归国的姑娘，她们只向政府说：“你不喜欢这个吗？好，那么你在国内开办女子大学罢；否则还有更多我们的女子到外国去，自然，她们会和政治亡命者往来的。”如果政府责备她们培育革命党人，而且拿封闭她们的学校与大学的话来恐吓她们的时候，她们便回答道：“不错，许多学生变成了革命党人；难道这是封闭一切大学的理由吗？”政党领袖中像这样有道义上的勇气，不去对付本党内更激进的一翼的，古往今来，能有几人！

她们的聪明的、完全成功的态度之秘诀乃在于下面这一事实，即那些身为这一运动的灵魂的妇女里面，没有一个是只愿争得自己在社会上与国家中的特权地位的“女权运动者”。远不是这样。相反，她们大部分人都是同情民众的。我还记得妇女运动的老资格领袖斯达沙瓦女士，在1861年她对于开办星期日学校的热心，她和她的友人与女工们的友情，她们对这些女工在校外的艰苦生活之关切，以及她们攻击那些虐待女工的贪心的雇主的斗争。这一切至今还活生生地印在我的心中。我又记得在女子师范讲习所中的妇女们，对于乡村学校以及像科尔夫男爵那样能在一个时期在这方面作出努力的少数人的工作曾表示热情的关注，以及在她们的讲习所中洋溢着的公益精神。

她们的领袖们和她们中的绝大多数所力争的权利并不仅是取得高等教育的个人权利，远不至此。她们还争取在民众中间工作，为民众谋福利的权利。她们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大的成功，其原因就在于此。

近几年来，我父亲的身体一天坏似一天，当哥哥和我两人在1871年春天去看他的时候，医生告诉我们说，这一年秋霜初降时他便要去世了。父亲依旧在旧宫厩区中过着像从前那样的旧式生活，可是这贵族区周围的一切都变了。曾经在这里风光一时的富裕的地主们都不见了。他们把在农奴解放时获得的土地赎金迅速花光了以后，又把所有的领地向那些利用他们的艰难境遇的新的土地银行典押了一两次之后，便只得搬到乡间或者外省城市隐姓埋名地度他们的余年。他们的府邸也被富商、铁道建造商之类的“侵入者”接管了；而在差不多所有残留在旧宫厩区的旧家庭中，新的生活抬起了头要代替那凋零的旧生活。我父亲的同伴除了几个偶然到莫斯科来的亲戚外，就仅有那几个终日诅咒新生活，并且扬言俄国在新制度下必将迅速崩溃，以发泄他们的怨恨的告老的将军了。在我幼年时，我们的亲戚中单在莫斯科一处就有二十多家，如今只有两家还留在这个旧都里；就连这两家也已经接受了新潮流，母亲们在和儿女们讨论诸如平民学校与女子大学那样的问题了。我的父亲蔑视他们。我的继母和妹妹保林娜还没有什么改变，她们尽力宽慰他；然而她们自己在这种不习惯的环境中也觉得有点不知所措。

父亲以前对哥哥从来没有慈爱之心，而且极不公道，然而哥哥是个对任何人都不会有私怨的人。他走进父亲的病房，他的深蓝色眼睛带着深切亲爱的表情，他的笑容露出无限的仁爱；当他知道了怎样做能使病人在他的椅子里更舒服一点，他马上就办，办得很自然，好像他离开病房不过一小时光景；父亲简直莫名其妙，两眼望着他，闹不明白其中的缘由。我们的归来使这个死气沉沉的家庭里有了生气；看护病人变得愉快了；我的继母、妹妹以及仆婢们也都有了兴致，父亲感觉到了这个变化。

然而有一件事使他不安。他满心希望看见我们回来向他悔罪，求他接济。可是他每次把话题引到这方面时，我们便快活地打断他的话头说：“这事情不必担心，我们过得很好。”这一来，他更加莫名其妙了。他盼望着一幕旧式的场面——他的儿子乞求宽恕，要钱，也许他甚至可惜这样的事没有发生；但是他从此更加看重我们。我们父子三人临别时非常动情。他几乎像是生怕回到他一生所拥护的旧制度之废墟中去过那种死气沉沉的寂寞生活。然而哥哥不得不归队销假，我又要到芬兰去。

当我被从芬兰召回后，我急急赶到莫斯科，到了那里，刚刚赶上正在教堂里举行的我父亲的葬仪，这个红墙老教堂就是父亲受洗礼的地方，也是为我的祖母念最后的祷告的地方。送葬的行列走过街中时，两旁都是我在童年时代极其熟习的人家，我看见房屋并没有什么大的改变，但是我知道在所有这些房屋里，新的生活已经开始了。

那一所从前归我的祖母所有，后来又转卖与米尔斯基王妃的府邸，如今成了N将军的产业。将军是旧宫厩区的一个老居民。他们夫妇只有一个女儿，他们很爱她，然而不许她进当时在莫斯科开设的女子大学去读书。这个女儿和她的慈爱而顽固的父母苦苦地斗争了几年，最后才得到进大学的许可。可是她的母亲非常严密地监视着她，每天用华丽的马车送她去，勇敢地陪着亲爱的女儿在学生席里坐上好几个小时，课毕再和她一同回家。然而所有的关心与监视都是没有用的，几年以后这个女儿便加入了革命党，后来被捕，在彼得保罗要塞中过了一年的牢狱生活。

在对面那所府邸里，专制的家长Z伯爵夫妇正和他们的两个女儿进行激烈的斗争。女儿们厌倦了父母强迫她们过的那种怠惰无聊的生活，想参加在大学课堂里自由而快活的姑娘的队伍中。这一斗争持续了几年，做父母的一点也不肯退让；结果是长女服毒自杀，次女终于得到了读书的自由。

隔壁的一所府邸乃是我们全家住过一年的旧居。后来我有一天偕同柴可夫斯基进了这府邸去举行我们新在莫斯科组织的团体的第一次秘密会议，我马上就认出了我在童年时代所极其熟悉的那些房间，如今在一种完全不同的气氛中。这府邸如今归娜达丽·阿尔门费德的家人所有了。娜达丽就是乔治·凯南在他的关于西伯利亚的巨著中描写得非常动人，极其引人同情的加拉的“罪囚”。

在我父亲死后几个月，就在离他临终的府邸一箭之遥的另一所底邸里，我接待了乔装作农民的斯捷普尼亚克；他在一个乡村里向农民宣传社会主义，因此被捕，刚刚从那里逃了出来。

这就是近十五年来旧宫厩区中的变化。新的精神如今已攻入了旧贵族的最后的营垒。